精神损害应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
——从一起校园伤害案说起

    近日，建平律师事务所王文来、刘玉刚律师代理了一起校园伤害案件。受害人王天慧就因一句玩笑话，便遭到凶手孙福洞用早已准备的匕首连续刺杀，致心脏破裂而亡。王天慧遇害的2004年元月3日，历史地成为王金峰、刘国梓夫妇及这个大家庭每个成员一生中最痛苦、最黑暗的一天。作为父母，他们永远失去了自己含辛茹苦，悉心抚育十八年，曾给他们带来无限欢乐又寄托他们无限希望的儿子。母亲刘国梓经此打击身染重病，光药费就花了两万多元，现仍在治疗中。噩耗袭来，王天慧的老姥姥一病不起，不久便长辞与世。王天慧遇害的消息人们至今还不敢告诉他的爷爷、奶奶，生怕一个不幸再招致另一个不幸。身为国家干部的王金峰痛心地说：“孩子如果为国捐躯，死了也光荣。这样悲惨地离去，尽管凶手受到法律的惩罚，但作为亲属，这种精神创伤是永远无法弥合的！”庭审中，就原告的精神赔偿问题，我们阐述了深刻而理性的观点。我们认为，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理应得到支持。
    首先，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范围扩大到刑事领域，是落实我国《宪法》关于保护人权和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需要。对公民的人身自由、人格尊严等权利的保护，是我国《宪法》对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。在侵犯人身权利、人格权和其他精神权利的刑事行为中，仅仅通过刑事惩罚是难以消除和弥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的。
    其次，确立附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转变“公法优位”法律观和纠正“以刑抵赔”认识误区的需要。法院处理刑事案件，往往强调对行为人的惩罚是处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保护，而轻视或忽视了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和恢复。在刑事诉讼中，不仅要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，更要追究其民事责任；行为人不仅要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，而且要赔偿其精神损失，这样才能实现公法与私法的并重。
    其三、将精神损害赔偿引入刑事领域，可以消除司法不一的弊端。众所周知的现实告诉我们，在民事领域，公民的人身权、人格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造成严重后果的，皆可获得精神损害赔偿，而在刑事领域，公民在遭受强奸、故意伤害、侮辱诽谤等犯罪行为的案件中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更大、手段卑鄙、情节恶劣、影响极坏、损害后果严重，给被害人极其近亲属造成更深刻、更深重、更持久的精神损害，实际上，这就是一种更严重的侵权行为。因此，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，更应该予以受害方精神损害赔偿。
    其四、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刑事诉讼领域中，符合立法和司法确立附带之诉的宗旨。被告人因犯罪造成被害人精神伤害，在刑法上追究刑事责任，在民事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，虽源于同一犯罪行为，但两种责任性质各异，没有轻重，不能混同。
    第五、2001年3月8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简称《精神赔偿解释》），在总结以往司法实践的基础上，对普遍关注的司法实务不统一的上述问题，给予了明确的“说法”，有了比较统一的“操作方法”。尽管2000年12月19日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》第一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，人民法院不予受理”。但其是依据刑法36条和刑诉法第77条规定：“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，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。”该条规定属于授权性规范，其着重点在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设置，而非将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排除在给程序设置之外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仍是民事案件。因此，该解释应作为今后被害人提出附带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的法律依据。
    在我国，尽管刑事附带精神损害赔偿目前大多得不到支持，但以人为本，权利再民，已为势不可挡的时代发展潮流。相信，其专门立法定会随着我国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而诞生，在我国的法治建设史上，书写下浓重的一笔。
建平短波：
1、沧州市第二届房展会于2004年4月30日至5月4日在市文化艺术中心隆重举行。建平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文来被聘请为该届房展会法律顾问。我所全体律师也都参加了此次活动，为广大市民提供义务法律咨询并印发了相关法律资料，得到了广大市民的一致好评。
2、5月8日上班伊始，我所按照市司法局的部署，拉开了律师集中教育整顿活动的序幕。全体律师认真学习了《律师法》及此次教育整顿活动、律师队伍建设的相关文件。相信，通过这次活动，律师队伍的形象会进一步提高。

编辑：刘祖君
校对：刘若菊
送：政法委、戚局长、曹局长、律师科、局办公室、电视台、沧
州晚报、沧州日报、沧州广播电视报、各法律服务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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