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说理”是裁判文书的灵魂
邱 岳 成

    司法机关是解决社会冲突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而其“定纷止争”的最终载体又表现为裁判文书。因此，裁判文书承载着解决社会纠纷和法的适用的重任。裁判文书是审判工作的总结性文件，是确立当事人是非责任、权利义务的特殊的文字材料，它既是一名法官严谨逻辑思维的过程展现，更是法院司法公正的具体体现。因此，裁判文书的质量不仅关系到法律和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公正性，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。
    在日常办案和司法机关公布的典型案例中，确有很多优秀的裁判文书。它们论证严密、语言精辟，既体现着法官极高的职业素养，也闪烁着他们创作性思维的光芒。优秀的裁判文书注重“说理”，说理部分应在裁判文书中占最重要的份量，所述事项应逻辑清晰，抽丝剥茧，层层推理，事理、法理、情理并重，确保将当事人作为最重要的读者，力求使他们能明白无误地读懂判决，明白自己的对错得失和权利义务。面对这样针对性、说理性极强的裁判文书，胜诉一方在喜悦的同时，会更加相信法律，相信法院，敬佩和尊重法官的理论功底和公正性；败诉的一方也会从起初的委屈和气愤，到看完判决书后的心悦诚服，以及对法官的公正执法和业务水平的折服。
    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我们也会经常看到办案法官受职权主义影响，以高高在上的姿态，不具体分析案情，只顾套用固定格式，致使判决书内容干瘪，语焉不详，缺乏论证。如在刑事裁判中认定某人有罪，不经推理就武断地认定“本案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”，对辩护人的辩护和被告人的辩解，简单地以“于法无据，本院不予采纳”而敷衍了之，使得“裁判文书千案一词，缺乏论证推理，看不出判决结果的形成过程，缺乏说服力，严重影响了公正司法的形象”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语）。
    在震惊国人的刘涌大案中，二审法院判决在肯定刘涌应处死刑的同时，笔锋一转，“鉴于其犯罪的事实，犯罪的性质，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判处刘涌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”。何为本案的具体情况，不立即执行的原因何在？判决书并没有给予明确答复。国人在怀疑其公正性的同时，有识之士称造成此种情况的根结在于判决书的说理不充分不透彻，此语不无道理。说理是判决的灵魂，是将案件事实和判决结果联结在一起的纽带。判决书不说理或说理不详，容易导致当事人对判决公正性和权威性产生怀疑。因为当事人在诉讼中基于自我利益的最大追逐，在裁判过程中往往从自己的偏见和欲望出发，在其主张得不到法庭认可而又无法得到充分的解释和说明时，其必然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法官和裁判结果产生怀疑，即使法官在内心极度相信自己是公正的，但当事人仍有可能对判决不服甚至产生抵触情绪，从而导致上诉、申诉甚至上访。这不仅严重浪费了有限的诉讼资源，增加了社会成本，也成为判决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，长此以往，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必然受到影响。判决书不说理或说理不充分，使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脱节，看不出判决结果的形成过程，还使得个别法官便于暗箱操作，利于枉法裁判，成为滋生司法腐败的一个温床。如此弊端均有悖于司法公正的要求和司法目的的实现，也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。
    “说理”的判决应为现代司法的价值取向和现代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，对判决做出充分的说明和理性的判断，不仅是法官的权利，也是其应负的义务。它将使法官公者逾明，私者无处遁形，因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，而充分的说理就是打开闭封房间的窗户。它使判决所认定事实，适用法律判决结果的联系昭然天下，使公正的判决更使人信服。个别想枉法裁判的法官无法暗箱操作。从而树立公正廉明的良好司法形象。“说理”的判决，还有利于宁讼息人，使犯者服法，败者服理。从而减少讼累，节约社会成本。
    我们有感于好法官宋鱼水“辩法析理，胜败皆服”的审理理念，使胜者赢得清清楚楚，败者输得明明白白。既还了法官一个清白，也还了讼者一个明白，既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，又有助于建立和谐社会，何不如斯夫？
（作者：2004年毕业于河北大学法律系，现为我所实习律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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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以案说法】
不公平的公平
——“学生踢球伤害索赔被驳回”案评析
刘 若 菊

    案情：原告无为和被告留波系同学，某日在校，利用午休时间与其他数名同学在学校操场上踢足球。原告做守门员，被告射门，足球经过原告的手挡之后，打在其左眼上，造成伤害。同仁医院诊断为，左眼外伤性视网膜脱离，鉴定为十级伤残。原告以留波和所在学校为共同被告起诉，请求人身损害赔偿。
    北京市石景山法院认定，足球运动具有群体性、对抗性及人身危险性，出现人身伤害事件属于正常现象，应在意料之中，参与者无一例外地处于潜在的危险之中，既是危险的潜在制造者，又是危险的潜在承担者。足球运动中出现的正当危险后果是被允许的，参与者有可能成为危险后果的实际承担者，而正当危险的制造者不应为此付出代价。留波的行为不违反运动规则，不存在过失，不属侵权行为。此外，学校对原告的伤害发生没有过错。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    点评：法院对这个案件的判决，是很有勇气的，体现了法官对法律理解的真知灼见。
    根据教育部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》第9条的规定，学校只对以下几种情况造成学生伤害事件承担责任：（一）学校为学生提供的校舍、场地、学具、教育教学和生活设备设施、其他公共设施以及药品、食品、引用水等不符合规定的；（二）学校管理不到位，如安全教育、安全保卫措施不利，管理混乱，以及学校发现问题未及时采取措施的；（三）教师或员工体罚学生的；（四）学校组织或安排不适宜未成年学生参加的劳动、体育运动或其他活动的。本案显然不属于上述情况。而且，该办法第12条规定：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的，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，行为并无不当，也不应承担责任。该办法第13条还规定：在放学后、节假日或者假期等学校工作时间以外，学生自行滞留学校或者自行到校发生的学生伤害事件，学校不承担责任。在这个案件中，损害发生在学校应免责的午休时间，而且踢球是一项合法的运动，学校无需对其管理。故此，学校对于这一损害的发生没有任何过错，当然不应承担责任。
    被告留波在足球场上射门的行为显然不存在过错之说，本案不应适用过错原则处理。那么能否适用无过错的公平责任原则对损失进行分担呢？
很多人认为，虽然当事人双方对于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，但可以适用《民法通则》第132条规定的公平责任原则，即被告要对原告的损失给予一定的赔偿。过去的一些案例，大多是这样处理的，好象人们不愿意让原告个人来承担如此巨大的损失，于是拉上被告，甚至拉上其他的参与者，一并对原告的损失负责，各方分担一些，以体现所谓的公平。我们认为，这是对公平原则的曲解，是人们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以及吃大锅饭的思想意识在作祟，是无原则的同情心在泛滥。
    所谓公平责任原则，是指加害人和受害人均无过错，法律又无特别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时，在损害事实已经发生的情况下，以公平考虑作为价值判断标准，根据实际情况和可能，由双方当事人公平地分担损失的归责原则。
    公平是法律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，也是民法所恪守的精神准则。公平就是处理事情合情合理，不偏袒哪一方。本案适用公平原则处理虽看似合情合理，其实不然。因为参加体育运动就是一种甘冒风险的行为，参加体育运动的人，以及观看体育运动的人，都应该对体育运动的风险有明确的认识，受到损害应当风险自担。作为损害的承受者本身虽然并无过错，但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应有所预见，并应进行适当的防范。本身就已预见到了风险，而又甘冒风险参加，那么当风险真的变为现实的损害降临到自己头上时，当然只能由受害者自担了。
那么，怎样才能适用公平原则呢？我以为只有当受害者并非因参与甘冒危险行为而遭受损失时，才适用公平原则。比如从球场旁边路过时，突遇一打飞的足球而受到伤害，虽然这纯属意外，各方均无过错，但踢球者应依据公平原则分担伤者的损失。因为伤者并非危险的制造者，对于损害的后果也不能预见，当然不应自担损失。
    本案的发生是足球运动中出现的正当危险后果，应在意料范围之内。无为作为足球运动的参与者遭此意料之中的意外只能自担后果。本案不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，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。所以，这个不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判决看似不公平，但其实质是最为公平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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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建平提示】
建平律师提示您了解不安抗辩权：
《合同法》第六十八条规定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，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中止履行：
(一)经营状况严重恶化；(二)转移财产、抽逃资金，以逃避债务；(三)丧失商业信誉；(四)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的。
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。
本条是关于不安抗辩权的规定。不安抗辩权是负有在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享有的，当预期的利益有可能在自己履行后有不能实现的危险时，产生的中止履行的权利。
特别提示：主张不安抗辩权的当事人负有三项附随义务：
(一)通知的义务。即将自己行使不安抗辩权中止履行的主张及时通知对方。
(二)举证的义务。即证明自己行使不安抗辩权是有根据的，须证明对方存在上述四种情形之一。
(三)对方提供担保时，应当恢复履行的义务。即一旦对方提供了担保，且担保适当，解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，应当恢复履行。
不履行上述义务，则可能构成违约。

编辑：刘祖君
校对：刘若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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